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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于2002年2月批准设立的一家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。
    

    本所汇集众多缜思求是、勤业敬业、开拓进取的法律人才,全部具有诸如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,百分百获有法学博士、硕士或学士专业学位,皆属懂法律、懂经济、懂外语的复合型律师。其中,多名律师还在各大高校从事公司法、金融法、行政法及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研究,所内设立的博士生导师工作站更是全国首家。

    事务所了解并尊重客户的需求,倡导团队合作精神和专业化追求,业务领域涉及金融、公司与证券、IT与知识产权、工程建设与房地产、海事海商及经济刑法等专业学科。本所在民商类案件的调解、仲裁和诉讼上有大量成功的案例,在投资策划、项目并购等非诉讼实务方面亦有独到见解和成功经验。

    经过二十年来按照行业条线、地域范围的稳健发展之路,本所是中国石化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国家电网、紫金农商行等中央和江苏地方知名企业的法律服务供应商,常年为企业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债权追索、品牌保护、资信调查、投资评估等专项法律服务;此外,本所还为武警江苏消防总队、南京消防支队、南京市质检系统以及包括南京市雨花台区区委、区政府在内的十余个党政、国家机关提供着常年法律顾问服务。2020年1月,本所获得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授予的《2006-2019年度金牌法律服务供应商》荣誉称号。

    事务所成立以来,数年度荣获江苏“省直优秀律师事务所”称号;近年来,荣获“2014至2016年度优秀律师事务所”称号,2017年荣获南京市“律师行业规范化与诚信建设示范律师事务所”称号,荣获“2019年度优秀成长型律师事务所”称号,2021年荣获南京市律师行业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称号,2022年荣获南京市律师行业“2020-2022年度先进单位<规范管理示范律师事务所>”称号。

    本所坐拥江苏省南京市软件大道核心区、南京南站核心区,交通便捷,更拥有现代化的办公条件、广泛的社会协作关系和通畅便捷的政策法律信息渠道。“企所联合、政所合作”的办所宗旨,“缜思求是、仁哲以成”的执业理念,以及严格的内控办案规程和惩戒制度,足以确保天晖律师一直为国、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    

    我们自信,因为我们是最专业的律师团队;我们自豪,因为我们能为您排忧解难。

 

热点新闻

医生、律师、学者三方谈医生被砍

“为了维稳压制声音,于医院失人心,对行业不利医生存留。事后的总结和反思也就不深刻。”

“没有媒体的自由发言、充分竞争,医患关系会更严重。”

“医疗资源配置集中在三甲医院,沟通的条件都没有。而医患之间恰恰最需要沟通的耐心和艺术。”

“要让医生对个人行为负责,放开医生自由执业,让收入和地位建立在服务质量上。”

在伤医案中医生是弱者,但在普通民众面前医生绝不是弱者。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医生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。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患者,民众不会服气。

受访人

张 强 自由执业医师

李惠娟 医事律师,中国医师协会 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

朱恒鹏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

医生与患者,原本最应相互依赖,何以信任瓦解,甚至水火不容?学者、医生和律师,从各自角度剖析他们眼中的问题,并提出对策。

学者朱恒鹏多年以来持续关注医改和医疗市场化议题;医生张强曾在公立医院从业20年,2012年成为第一批走出体制的自由执业医生;律师李惠娟从事医疗法律事务17年,代理了2012年发生的5起刺医事件中包括哈医大王浩案中的4起。

医患矛盾何以激化

南方周末:医患纠纷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多,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?

李惠娟:就我个人的小样本观察,医疗案件接触最多是在2002年以后。这和当年出台两个重要的关于医疗纠纷的文件有直接关系:一个是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,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;另一个是当年9月出台的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。

这些文件的出台,改善了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弱势地位,对社会公平、对医患对等是有进步的。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。比如举证责任倒置,直接导致医务人员为了不自证清白而进行过度医疗。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,矛盾就慢慢泛化了。

我大概梳理了一下这11年来中国的医患矛盾发展的走向:

2002年开始,医患纠纷双方都对新的规则抱有希望,还是理性的多。案件数量多了,赔偿额也增加,但医打、医闹还比较少。且主要在民事范畴和行政范畴。法律基础还是存在的。

2005年后,性质开始恶化,流血事件增多,医闹逐步出现和壮大,影响越来越大,全国各级各类大小医院都有。所有能用的手段,黑社会的参与,绑架劫持院长,都发生了。

从2009年左右开始到现在,流血事件逐步升级。北京市卫生局曾发布一个数据,2008年到2009年就有500个医生受伤。差不多是20天一个周期,几乎不间断。2013年开始更是一周就增加一起。哈医大的王浩(2012年3月23日)被砍后,仅仅20天就发生了北京两家医院的医生同一天被砍的事件。医疗行业的恐慌形成。

张强:近十年医患矛盾加剧甚至逐渐暴力化,原因是多方面的:医生劳动价格远滞后于物价的增长,以药养医大行其道,毁坏了医疗界的公众形象,严重影响了老百姓对医疗的信任度;医疗总费用的增长,老百姓治病压力上升,尤其对于弱势自费人群。对治疗的期望值也自然很高,因为并发症带来的是更多的医疗费用;医疗纠纷缺乏有效、高效的解决渠道和法律支持,病人往往投诉无门;医院管理层息事宁人的处理纠纷方式,助长了医闹气氛;政府包庇下的公立医院本身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,医生服务病人的内在动力受到打压。

维稳限制了反思

南方周末:地方政府处理方式与医患矛盾是否有关系?

李惠娟:不仅有关系,而且有直接的关系。我接触的案件,地方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在处理上,为了维稳,确实有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心态。一些医生出来接受采访甚至都是冒了风险的,参加追悼会都是控制到人的防止消息传播。

如果行业发声,让媒体充分传播信息,让大家了解杀一个医生不能解决问题,这种极端的打杀会减少。

为了维稳压制声音,于医院来讲,是失人心的,对行业来讲,不利于医生的存留。而且,事后的总结和反思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多和深刻了。

南方周末: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温岭医生群体集体发声,对地方维稳的手法等表达了不满。

朱恒鹏:一味捂盖子,是医患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。信息公开才是能真正维稳的最根本手段。医患矛盾发生,尽快公开信息,不隐瞒,不包庇。怎么能让医疗主管机关做到这一点?这就涉及另一个医改的关键问题,就是医疗主管机构的管办分开,医疗主管机构不管院长的乌纱帽,不管医生编制,不管医院投入,作为独立第三方来处理类似事件。

当然医生群体除了要站出来说话,表达利益诉求,也应反省业内自身有何做得不妥、做得不到位的地方,只有真正触及根本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才能真正获得大家的信任。不要认为光说好话,医患关系就好了。

南方周末:你怎么看媒体在医患矛盾中的作用?

李惠娟:媒体的参与和报道,对一些司法案件的推动有积极的作用。但确实有一些不实报道,甚至一些恶意的歪曲报道,对公众对这个行业的认知,产生了误导,不仅没有弥合分裂,反而使误解加剧。

朱恒鹏:目前医患关系的恶化中,有没有媒体的推波助澜?肯定是有的。医生们要求媒体和公众充分理解医学的局限性,这是对的,要求一定不能出现任何失误是不公平的。

医生也应该理解媒体的局限性。时效性要求,对医学知识不够专业,被拒绝采访而导致消息来源的有效性等,都导致了媒体报道的局限性。没有媒体的自由发言,没有媒体间的充分竞争,所谓的医患矛盾其实会更严重。

医生变成弱者了?

南方周末:几起影响比较大的刺医事件,行刺者大多出身贫寒,或家境普通,文化水平不高。是不是患者的沟通理解能力也是矛盾升级的一个原因?

张强:是的。弱势人群看病有以下特点:病情往往拖延到严重程度,因此治疗效果较差,并发症也容易较多,导致费用增加;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比一般人更高;倾向于选择低价、低成本医疗,往往带来的是粗糙医疗。沟通能力缺乏、社会不公平待遇、内心自卑等,也是原因。

对于弱势人群,医生从社会、经济、心理方面都要考量,制定适合个体的治疗方案。而恰恰公立大医院病人爆满,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机会很少。而且长此以往,医生也会逐渐丧失沟通的能力和理念。有些治疗似乎是符合医学原理,但是恰恰违背了社会心理医学模式。假如病人缺乏后续的用药支付能力,给病人做支架治疗,结果会如何呢?倾家荡产,波及全家。态度是一方面,行医理念是更重要的一面。

南方周末:编剧六六在她卧底医院半年后的一篇文章中,引用一家医院负责解决医疗纠纷的主任的观点称,医患矛盾60%以上都是医生有问题。你怎么看?

张强:我在公立医院二十多年才有些认识,卧底半年是很难了解公立医院的真实状况的。但是至少六六看到了一个现象:医患沟通不畅是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。但是其背后还有更根源性的问题:医生有过失而病人不知晓的呢?既然医生沟通不畅普遍且持续,医院管理是否有其责任?每几分钟就打发一个病人的就医模式,是否反映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存在问题?

李惠娟:医患矛盾确实与医生的素养等有关系。但为什么医生的素养这样?状态如此?这就又回到体制上了。如果一两个医生这样,是医生个人的问题,但如果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,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了。

在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集中在三甲医院的背景下,医生沟通的条件都没有,更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沟通。而医患之间恰恰又是最需要沟通的耐心和艺术的。谁让医生没有时间来沟通呢?谁让患者非得跑到大医院,而社区医院不被信任呢?好医生能不能变得更好,坏医生能不能变得不坏,这个杠杆在哪里?这些都不是堵能解决的问题。

南方周末:从舆论一边倒地同情“弱势患者”,到医生群体表达委屈和抗议,医患双方的强弱关系变了?

朱恒鹏:在医患中,患者是天然劣势的,现在我们的医生对这个问题客观上认识不足。

尽管在伤医杀医中医生认为自己是弱者,但在普通民众面前医生绝不是弱者。不排除有和大夫耍横的莽夫和泼妇,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医生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:细声细语乃至怯生生的问话,站着也俯首弯腰,坐下也只坐半个屁股,肯定是医生们常见到的患者形象。

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施暴者,医院医生毫无公开的反思,更无对沦落到绝路的施暴者的哪怕一丝同情,施暴者不服,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民众也不会服气。

解放医生,让医生纯粹行医

南方周末:医患双方本应最有信任度,为何却最缺乏信任?

张强:我相信每一位病人和医生都是期待这种信任关系的。但是,当医生的收入和地位与个人行医行为无法密切相关时,当病人求医只认医院而不认医生时,这种信任就很脆弱。信任关系是需要用心和付出的,如同夫妻关系。而目前的公立医院的状况几乎剥夺了这种机会。医生疲于应付各种检查、科研和论文。真正用心在看病的医生,容易被边缘化。另一方面,社会信任度普遍下降的外部环境下,医疗同样不能独善其身。

南方周末:如果一个两个是医生的问题,那么三个四个大多数医生都是这种状态,原因是什么?

朱恒鹏:我们现在的医疗体制的确存在问题,没问题就不会有医改。问题至少有几条:

定价体制扭曲。给病人看个病,挂号费才5块钱。对于医生来说,不过度检查不过度用药没法活,医院也是如此。而患者则会认为,钱花得不明不白,开始敌意地看待各种检查开药。医生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信任,为了防止纠纷就要过度检查。彼此不信任就会彼此防范,带来恶性循环。

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资源配置过度向高端集中。不得不到三甲医院看病,医生确实也很累。这种不合理错配,是公立主导体制的必然特征和结果。行政分等级决定医生的报酬、科研和其他资源,造成医生都往三甲医院流动。如果我们让好大夫到社区去,和患者建立长期关系,医患关系慢慢就改善了。

我们现在非要公立主导,连社区都是公立的。医生到了社区,有了事业编制,收支两条线,财政保证发工资,不犯错误就开除不了,医生有什么动力好好干?好,又搞了绩效工资。由谁来考核呢?卫生局长,医院院长,不是患者。公立体制也希望建立由医生的医疗水平、服务来确定医生收入水平的机制,但政府给医院拨款发工资,不可能由患者来做评判,真正的市场关系建立不起来。

南方周末:如果说有药方,怎么入手?

朱恒鹏:声誉机制是形成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。一定要让医生对个人行为负责,因此要放开医生自由执业。

医生这个职业,由于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职业本性,最好的执业安排是自由执业制度,惟如此,方可形成有效的医生声誉机制和优胜劣汰制度,干好干坏的声誉完全归于医生自身,成功的收益和失败的风险完全由医生自担。惟如此,人们才会相信,医生会认真行医、谨慎行医。

医生这个行业事实上不需要成为政府雇员,它和律师一样,完全能够自营职业,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,包括台湾地区,医生都是私营为主,自由执业的。如果按照英文,医生这个职业在欧美应该成为self-employed,自我雇用。即便是实行公费医疗的英国,医生也是独立执业的,是政府购买我的服务。

现在总有一些人说很困难,但也没有那么难,关键是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不能是方便医院院长好管人,要为全社会的最优福祉考虑。

南方周末:私立医院医患纠纷就少么?医生自由执业后的医患矛盾若产生,是由院方负责还是医生自己负责?还是保险负责?

张强:整体上来讲,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同样会面临医疗暴力。但是,据我半年多的体制外执业,观察到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医院,医疗暴力几乎很难发生。原因有几点:1.病人层次较高,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受教育程度上;2.每位病人有多达30分钟的就诊时间;3.预防医疗暴力的预警和处置系统完善。4.医生普遍不受太多非医疗因素的影响,看重自己的行医品牌。

很多体制内的医生会认为,这个没有可复制性。实际上,公立医院的改革就是这个方向:三级转诊,分流三甲医院大量的普通病人;重视员工安全保护和纠纷处理机制;解放医生,让医生纯粹行医,收入和地位建立在良好的服务质量上。

没有反思的维权,只会增加医患之间的鸿沟,期待国家的医疗改革能够为医患关系的修复带来新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