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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于2002年2月批准设立的一家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。
    

    本所汇集众多缜思求是、勤业敬业、开拓进取的法律人才,全部具有诸如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,百分百获有法学博士、硕士或学士专业学位,皆属懂法律、懂经济、懂外语的复合型律师。其中,多名律师还在各大高校从事公司法、金融法、行政法及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研究,所内设立的博士生导师工作站更是全国首家。

    事务所了解并尊重客户的需求,倡导团队合作精神和专业化追求,业务领域涉及金融、公司与证券、IT与知识产权、工程建设与房地产、海事海商及经济刑法等专业学科。本所在民商类案件的调解、仲裁和诉讼上有大量成功的案例,在投资策划、项目并购等非诉讼实务方面亦有独到见解和成功经验。

    经过二十年来按照行业条线、地域范围的稳健发展之路,本所是中国石化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国家电网、紫金农商行等中央和江苏地方知名企业的法律服务供应商,常年为企业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债权追索、品牌保护、资信调查、投资评估等专项法律服务;此外,本所还为武警江苏消防总队、南京消防支队、南京市质检系统以及包括南京市雨花台区区委、区政府在内的十余个党政、国家机关提供着常年法律顾问服务。2020年1月,本所获得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授予的《2006-2019年度金牌法律服务供应商》荣誉称号。

    事务所成立以来,数年度荣获江苏“省直优秀律师事务所”称号;近年来,荣获“2014至2016年度优秀律师事务所”称号,2017年荣获南京市“律师行业规范化与诚信建设示范律师事务所”称号,荣获“2019年度优秀成长型律师事务所”称号,2021年荣获南京市律师行业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称号,2022年荣获南京市律师行业“2020-2022年度先进单位<规范管理示范律师事务所>”称号。

    本所坐拥江苏省南京市软件大道核心区、南京南站核心区,交通便捷,更拥有现代化的办公条件、广泛的社会协作关系和通畅便捷的政策法律信息渠道。“企所联合、政所合作”的办所宗旨,“缜思求是、仁哲以成”的执业理念,以及严格的内控办案规程和惩戒制度,足以确保天晖律师一直为国、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    

    我们自信,因为我们是最专业的律师团队;我们自豪,因为我们能为您排忧解难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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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书人茶话】胡适对蒋介石的承诺

 

1948年年底北平围城时,毛泽东希望胡适留下来。他说只要胡适不走,就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。对此,胡适没有理会,他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,和陈寅恪一起,离开了北平。

胡适为何离开?对这一问题,学界的一个解释是“胡适担心大陆没有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”。对这一解释,我很赞同。不过,我以为胡适离开北平,似乎还与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关。

胡适对蒋介石有什么承诺呢?这还得从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被删节的信说起。

1947年2月4日,傅斯年给胡适写了一封信。信中,傅斯年告诉胡适,前几天蒋介石找到他,希望由他来说服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。收信之后,胡适于1947年2月6日写了一封回信。在这封回信中,胡适写道:“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,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。蒋先生的厚意,我十分感谢,故此信说的都是赤心的话。”

胡适说了哪些赤心的话呢?信中,他重点强调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帮助。他写道:

若做了国府委员,或做一院院长,或做了一部部长,虽然在一个短时期内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,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,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。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,——用一句同行的话,“成了政府的尾巴”!

总而言之,这封信的主要内容,就是委婉拒绝蒋介石,为自己不做政府官员做解释。

这封信,收录在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下册第173页,收录到《胡适全集》第25册,第221页。不过,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不论是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还是《胡适全集》,收录的都不是这封信的全貌,而是有删节的。

删节的部分并非无关紧要,涉及了胡适对毛泽东、郭沫若等人的看法。在“成了政府的尾巴”!这段话之后,还有下面这段话:

你说是不是?我说:“是国家的、政府的一个力量”,这是事实,因为我们做的是国家的事,是受政府的命令办一件不大不小的“众人之事”。如果毛泽东执政,或是郭沫若当国,我们当然都在被“取”的单子上。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小孩子沫若当国,所以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。这个时代,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、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。

上面这一段删节的内容,乃是王汎森先生根据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所藏来往书信披露出来的,曾经发表在《胡适研究丛刊》第三辑第347页。不过,在整理这段文字时,整理者似乎犯了错误。近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傅斯年遗札》中这段文字有一改动,最核心的改动是这一段话:

如果毛泽东执政,或是郭沫若当国,我们当然都在被“取销”的单子上。(《傅斯年遗札》第三册,第1308页)

考察当时胡适的思想状态,《傅斯年遗札》中的这段话应更符合实际。

有意思的是,胡适这封信,表面上是写给傅斯年的,其实则是写给蒋介石的。

胡适这封信写于1947年2月6日,第二天他将此信快寄给了傅斯年。2月20日,胡适再次给傅斯年写信说:

我得到你二月五日的信后,即于七日寄一长信,想已收到了。此信有何下场?是否已给蒋先生看了?(我想,也许你会给他看,故信中不提尊函所说各点。)便中请给我几句。

由此可见,胡适2月6日回复傅斯年的信时,就已想到也许傅斯年会将此信给蒋介石看,因此,胡适写信时是以蒋介石为潜在的阅读者的。

胡、傅这对师徒,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,收到胡适2月20日的信后,傅斯年在回信中即有“来信转去,一字未改”的话。也就是说,傅斯年将胡适2月6日的信一字不改地转给了蒋介石。

通观胡适2月6日回复傅斯年信中涉及毛泽东、郭沫若的话,我们可以发现,胡适认为倘使毛泽东执政,他不会被毛泽东延揽。胡适给傅斯年信中的这句话,让我想起了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个细节。在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中,季羡林曾回忆说:

大约在1948年的秋天,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,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。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,商谈什么问题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——我现在忘记是谁了,告诉胡适说,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,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,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。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,都非常感兴趣,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。只见他听了以后,既不激动,也不愉快,而是异常地平静,只微笑着说一句:“他们要我吗?”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。

季羡林的这一回忆,恰好印证了胡适给傅斯年这封信中的内容。也就是说,胡适认为毛泽东执政之后是不会用他的。因此,在给傅斯年的这封信中,胡适间接给蒋介石做了承诺。他向蒋介石承诺的是“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”。这里的“政府”,当然是当时的国民政府。

1948年,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来北平,邀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院长时,胡适也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。不过,陶希圣临走时,胡适让他给蒋介石捎上一句话: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,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。”这句话,其实也是1947年2月6日这封信的进一步承诺而已。由此可见,胡适之所以离开大陆,除了担心没有自由之外,还跟他对蒋介石的承诺相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源于:南方周末   作者:林建刚